Appearance
Guilt and guilty pleas
Summary
Problem: 传统政治经济学观点认为，辩诉交易通过让罪犯认罪、无辜者选择审判，从而高效地筛选出罪犯与无辜者。然而，本文质疑这一前提，探讨被告的风险偏好和检察官的职业激励是否会破坏这种筛选功能，甚至导致“逆向筛选”——无辜者比罪犯更可能认罪。 Approach: 作者构建了一系列形式模型。第一个是决策理论模型，将辩方认罪提议视为外生，分析公民的风险态度如何同时影响其犯罪决策和认罪决策。第二个模型将被告池视为外生，内生化检察官的认罪提议选择，分析其审判导向激励如何影响认罪结果。 Finding: 研究发现，在多种经验上合理的条件下——例如罪犯比被冤枉者更偏好风险，或检察官从审判胜利中获得职业利益——无辜者比罪犯更可能接受认罪协议。此外，过度自信这一行为偏差也能产生类似结果。 Significance: 该研究挑战了辩诉交易作为有效筛选机制的传统观点，表明即使没有审前羁押等附带成本，辩诉交易也可能导致“逆向筛选”。这对刑事司法政策、法院积案问题以及种族和经济弱势群体在司法系统中的处境具有重要意义。
Theoretical Framework
- Theoretical tradition: 理性选择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
- Prior theories built upon: Becker (1968) 的犯罪经济学模型；Grossman and Katz (1983) 的辩诉交易筛选模型；Gordon and Huber (2002; 2009) 的战略性检察官模型；关于罪犯风险偏好（如 Block and Gerety 1995; Engel and Nagin 2015）和过度自信（Moore and Healy 2008）的实证与形式文献。
- Causal mechanism: 第一个模型中，风险偏好同时影响犯罪决策（风险接受者更可能犯罪）和认罪决策（风险接受者更可能选择审判），导致罪犯群体平均更偏好风险，从而更可能拒绝认罪。第二个模型中，检察官从审判胜利中获得职业利益，由于证据量与被告实际有罪概率正相关，检察官有动机将可能罪犯送上审判，同时施压可能无辜者认罪。
- Key assumptions: 公民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犯罪收益和风险偏好是独立分布的随机变量；无辜者被逮捕和指控的概率为正；审判定罪概率对罪犯高于无辜者；检察官最大化判决总量并重视审判胜利。
- Theoretical move: 本文扩展并挑战了现有理论。它复制了罪犯更偏好风险的经验发现，但将其应用于辩诉交易情境，推导出“逆向筛选”的新含义。同时，它扩展了战略性检察官文献，将审判胜利的职业激励纳入考量，表明这可能导致与最大化定罪率不同的策略行为。
- Scope conditions: 结果依赖于若干经验条件：罪犯与无辜者在风险偏好或过度自信上存在系统性差异；审判定罪概率在两类人之间不能过于接近；检察官对审判胜利的重视程度足够高；无辜者被逮捕的概率足够低。作者指出，当法院积案导致审判错误率上升时，逆向筛选可能更严重。
Research Design
本文采用形式理论建模方法。第一个模型是决策理论模型，分析单位是单个公民，关键自变量是风险厌恶程度（α）和犯罪收益（b），因变量是犯罪决策（G）和认罪决策（P）。第二个模型是博弈论模型，分析单位是检察官与被告的互动，关键自变量是检察官对审判胜利的重视程度，因变量是检察官的认罪提议选择和被告的接受决策。模型通过逆向归纳求解，并推导出关于认罪概率的条件概率表达式。
Data & Sample
N/A（本文为纯理论模型，无实证数据）
Analytical Strategy
本文使用形式模型分析，通过逆向归纳求解子博弈完美均衡。关键分析包括：推导风险厌恶对认罪阈值的影响（命题1）、犯罪收益临界值（命题2）、以及比较无辜者与罪犯的认罪条件概率（不等式5）。作者还讨论了模型在参数变化下的稳健性，如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形式（常数或递增绝对风险厌恶）以及审判定罪概率的差异。
Results & Findings
- 固定风险偏好下，罪犯更可能认罪：在风险偏好固定且认罪提议外生的情况下，由于罪犯在审判中被定罪的概率更高，他们接受认罪协议的范围更广。这与传统观点一致。
- 风险偏好同时影响犯罪和认罪决策，导致逆向筛选：风险接受者更可能犯罪，也更可能选择审判。因此，在罪犯群体中，风险接受者比例更高，导致他们平均更可能拒绝认罪。如果审判定罪概率在罪犯与无辜者之间足够接近，或者存在足够的审判错误，无辜者认罪的比例可能超过罪犯。
- 过度自信同样导致逆向筛选：过度自信者高估自己被无罪释放的概率，因此更可能选择审判；同时，他们低估被逮捕的概率，因此更可能犯罪。这同样可能导致无辜者比罪犯更可能认罪。
- 检察官的审判导向激励导致逆向筛选：即使被告是理性且风险中性的，如果检察官重视审判胜利，他们可能倾向于将证据充分的可能罪犯送上审判，同时向证据不足的可能无辜者提供认罪协议。这是因为证据量与定罪概率和实际有罪概率都正相关。
- 逆向筛选在审判错误率高时更严重：当法院积案导致审判错误率上升时，逆向筛选问题可能加剧。此外，如果无辜者因种族或经济原因更可能被错误逮捕，或审判准确性对弱势群体更低，逆向筛选可能更严重。
Limitations
作者在文中未明确列出局限性，但可从模型设定推断：模型假设公民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未考虑辩护律师的作用、信息不对称的复杂性、以及被告对认罪后果的认知偏差（除过度自信外）。此外，模型假设检察官和被告的偏好结构相对简单，未纳入更复杂的政治或组织约束。作者也未提供实证检验，仅依赖形式推导。
Key Contributions
- 证明辩诉交易作为筛选机制并非必然有效，在经验上合理的条件下可能产生“逆向筛选”。
- 将罪犯的风险偏好特征与辩诉交易结果联系起来，展示了个人特征如何干扰认罪与有罪之间的正向关系。
- 将检察官的审判胜利职业激励纳入战略性检察官文献，表明这可能导致与最大化定罪率不同的策略行为。
- 为辩诉交易的成本-收益辩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表明即使没有附带成本，辩诉交易也可能无法实现公正结果。
- 对法院积案政策和种族、经济弱势群体在司法系统中的处境提出了重要政策含义。
Key Claims
"Our central finding is that either the individual risk preferences of criminal defendants or the strategic incentives of a trial-oriented prosecutor is sufficient, under a range of empirically plausible conditions, to generat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innocent not only plead guilty but do so at higher rates than the guilty." (Introduction)
"In other words, we show that the practice of plea bargaining may often lead to 'perverse sorting' in which the innocent are more likely to plead guilty, while the guilty are more likely to opt for trial." (Introduction)
"We show that even when there are no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that might induce guilty pleas among the innocent, plea bargains may not result in the punishment of the guilty and the freeing of the innocent, but instead, in the reverse." (Introduction)
"The reason is that both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at trial and the likelihood of actual guilt increase with the amount of evidence a prosecutor has against a defendant." (Introduction)
"Consequently, while strategic prosecutors could theoretically sort the innocent from the guilty by offering plea bargains that only the guilty would accept, prosecutors who greatly value trial wins are often incentivized to take the likely-guilty to trial, while pressuring the likely-innocent to plead out." (Introduction)